一直以来，都想写一点东西，纪念那场七十年前爆发的那场战争，但我知道，自己能力太过有限，写不出太多的纪念。但这场战争是这个民族所不可以忘却的，不仅仅是因为他付出了太多的鲜血和生命，也不仅仅是因为太多的美好理想在战火与血海中化为飞烟，甚至还不仅仅是因为那是这个民族最后关头的呐喊，更是因为通过这场战争，这个民族在痛苦中做出了选择，并在这条选择的艰难道路上走向了新生，直到今天。
然而，就是这几天，我真的震怒了。当看到太多的人或者因为无知、或者因为别有用心，故意侮辱这场战争中为了这个民族的生存而不惜流血牺牲、不惜放弃自己集团利益，一切为了民族存亡二战的英雄们的时候，我真的再也无法容忍。不错，这些在这场战争中的英雄们不久后在另一场本来并不需要的战争中或者失败而逃亡、战死、被俘，或者因为一种意义上的背叛选择了另一种意义上的背叛。但在那场民族命运的战争中，他们确确实实就是英雄。你可以试图用墨去抹煞，但你不可能永远盖住血写的辉煌。功德林会记住，历史更会记住。

以上是飘花的一点感慨和叹息，以下就让飘花归入正题吧
——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中国的抗日战争不仅仅是中华民族在生死存亡关头的奋战，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伟大转折点。这场战争从1931年9.18事变开始爆发，整整历经了14年艰苦卓绝的战斗。应该说，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此时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在“全民抗战”的旗帜下，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北起黑龙江，南到香港、海南、东南亚、印度、缅甸，甚至是全世界的爱国华侨，全国人民“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蒋介石对七七事变的谈话），全都投身于这场惨烈、悲壮却又荡气回肠的民族战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才最终赢得了这场近代史上来之不易的第一次对外抵抗战争的胜利。在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烽烟之后，确实有必要重新回顾这场战争，追忆那些已经逝去的民族英雄，纪念他们，别让党派之争和他们后来的错误掩盖了他们原本的功勋。至少今天，我在铁血的论坛上就已经看到了这样的现象。太多的人，或者是因为无知、或者是因为执拗已久的偏见，或者是别有用心，对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在这场民族战争中的功勋视而不见，或者歪曲事实，甚至干脆就是闭眼不看事实，执著于自己的偏执信念。我感到悲哀：难道这就是一个准超级大国国民的心胸？难道这就是传统道德沦丧的体现？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知道，有必要把事实写出来，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不介意于偏执者是否会更便自己的偏执，但我希望更多的不知道、不了解这些事实的人能够知道，在七十多年前关系民族命运的战争中，有这样一个组织、一个集团、一群军人，他们确实曾在后来被批判、被嘲讽、被辱骂、被审判，但在那场战争中，他们就是民族的脊梁，他们支撑起了民族最后的希望。

一、战争的国际历史背景
1929——1933，全球经济危机大爆发。整个西方世界工业生产下降40%，失业率平均高达30%-50%。此次危机范围之广、波及之大，使之成为资本主义发展史中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是二次大战爆发的经济根源。
为了转嫁危机给本国带来的影响，各资本主义大国纷纷应对。起初，在“自由贸易”的旗帜下，各国都试图将本国的“过剩”物资销售到国外，为此不惜采用倾销的手段（今日各国反倾销法的由来）。例如1930年，法国面粉在伦敦市场的价格是在本国市场价格的1/3，德国煤炭出口价格仅仅是国内价格的70%。在此种大环境下，后期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凭借其廉价的国内劳动力优势，以远较其他国家更低的价格向国外倾销商品，在30年代初期夺得了大片国际市场。1927年日本最主要的出口商品棉布仅相当于英国出口量的1/3，但到了1932年就已经达到了英国出口量的2/3，至1932年8月，更是开始反超英国，跃居世界首位。1930年，日本商品在中国的倾销额也超过英美，达到首位，在东南亚的出口额也超过了美国和荷兰，达到首位。正是依靠这种倾销带来的利润，日本在30年代初期开始大力扩张海陆军，其在二战中的几艘主要战舰几乎都是于此时开工的。
在这场日趋激烈的贸易战中，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英法两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本国工商业生产量和出口量锐减，黄金储备大量外流，国民经济有破产的危险。因此，两国（尤其是英国）在疯狂争夺国际市场的同时，放弃了传统的自由贸易政策，凭借其广大的殖民地的天然优势，开始极大幅度提高关税，放弃金本位，分别建立了排他性的英镑集团和法郎集团，以保护本国市场。美国虽然产品较英法更有竞争力，但在英法排他性贸易保护的情况下自然不甘落后，凭借其在拉美的强大政治影响和经济影响，建立了美元集团。国际市场上因此形成了三雄并立的局面。然而，后起的德、意、日三国不仅没有广大的殖民地，而且也没有什么巨大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影响，在这种贸易战和金融战中损失惨重。由于我们的话题主要是日本，就以日本为例。1930年前，英属印度对日本和英国的商品进口税率是相同的，但到了1930年，两国商品就开始区别对待，至1933年，英国商品的税率为25%，而日本商品的税率却高达75%。日本对美国的出口本来主要是生丝，但美国随即大幅度削减了日本生丝的进口量，导致大批日本农民破产，给政府造成了极大压力。由于英法美三国的市场范围广阔，在这场贸易战中逐步处于有利地位，而德、意、日三国却逐步走向破产，正因此种危机，三国对于“脑满肠肥的掠夺者”抱以极度的仇视。在1933年英国伦敦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失败后，墨索里尼说：“我认为，为了尊重国际道德政治上的威信起见，最好以后切勿再举行会议，现代国际政治上的辞典上，于最近几年应当删去会议这个术语，应当忘掉它。”（国际关系学院编《现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1933-1939，第98页）。国内局势的恶化导致三国内部进一步法西斯化，以武力夺取生存空间的思想逐渐抬头，新的战争策源地也因此逐渐形成。
尽管美英法三国也意识到了战争危机的出现，也曾作出了一定的让步，但是由于双方的根本经济利益无法调和，因此注定这些让步成效甚微。这里仅就日本而言，又有一定的特殊性。一方面因为日本的发展不及德国和意大利更为先进，其政权性质仍然带有极大的封建/奴隶制度残余，另一方面，日本在中国当时已经有了范围颇大的“势力范围”。而征服中国更是日本自战国时代就已萌发的幻想。在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由于西方列强国力强盛，临近庞大而又孱弱的中国自然成为其首选掠夺目标，数十年间，先后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国附属国朝鲜、琉球被吞并，台湾被割占，东北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1927年臭名昭著，不可不为中国人所记住的由日本政友会等各势力重要代表集中制定的《田中奏折》更提出：欲先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先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并将此作为既定国策。在经过一战的投机后，日本大发横财，经济实力在20世纪20年代迅速发展膨胀，已经有实力和西方列强一争短长。然而日本国内资源奇缺、市场狭小，其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外向出口的生产。因此，日本“……十分热衷于向外倾销产品，出口商品的种类和范围不断扩大，不仅限于棉制品、生丝、人造丝等纤维制品，而且从食品、玩具、陶瓷器、鞋类、帽子等杂品志到机械、纸张、玻璃等重化学工业方面……”（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商务印书馆出版，第593页）。正因这种外向型经济体制，因此在这场全球贸易战中遭受的打击更为严重。大批农民和小手工业主破产，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动荡。久保田久雄领导的米骚动就是这种动荡的集中体现。因此，1930年，先是日本陆军军部的桥本欣五郎组织了法西斯团体“樱会”，主张建立军部法西斯独裁统治，标志着日本现代法西斯运动进入高潮，而后不久就是国人不可以忘怀的9.18事变。9.18事变的成功导师日本法西斯势力身价倍增。1932年初，血盟团刺杀了前财相井上淮之助和三井首脑团琢磨，5月15日，一批少壮派军官刺杀了首相犬养毅，1933年7月，陆军部分军官再次发动未遂政变，尽管没有成功，但日本政治空气日渐紧张，向法西斯战争方向愈行愈远。
至1935年，由于遭受的贸易压制日益严重，日本财界遭受空前经济压力，其要求政府转向武力侵略的呼声高涨。历来以稳健自诩的关系财团甚至也公然主张：“有钱搞会谈、派特使，还不如造军舰”（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商务印书馆出版，第595页），此时的日本开始向军事扩张开始全速迈进，政府出面组织了大量的军火康采恩（日产、日氮、日曹等），大量增发公债，购置大量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战略物资。国民经济开始走向全面军事化。1930年日本工业中重工业和轻工业比率为33：67，1937年就变为58：42（井上清《日本近代史》下，商务印书馆出版，第566页）。而此时的西方国家尽管非常清楚日本的目的，但为了赚取利润，摆脱经济危机的影响，仍然不计后果的向日本提供了大量的战略物资和巨额贷款。1930年，英美向日本提供了5.49亿美元的贷款，1931年，美国向日本提供了价值达1.81亿美元的军火，英国也提供了2000万美元的军事物资。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西方国家向日本提供了大量的物资，仅美国就提供了90%的废钢铁、65%的石油和石油产品、45%的铅以及扩大军事工业所需的70%的机床。
正是凭借着勒紧裤腰带和西方的物资支持，日本武装力量急剧扩张，至1935年，日本武装力量扩张到40万（1930年为25万），陆军拥有坦克1994辆，飞机1620架，火炮2735门，机枪10500挺，海军建立了联合舰队和8个镇守府（舰队基地），拥有现代化战列舰9艘，航空母舰5艘，飞机运输舰2艘，重巡洋舰12艘，轻巡洋舰22艘，舰队驱逐舰110艘，潜艇63艘，拥有各型飞机1980架。（以上数据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正是日益扩张的军事力量为日本侵略中国提供了信心和工具。
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国内潜在市场巨大，因此被美国视为经济扩张的首选地，之所以在1898年发动美西战争抢占菲律宾，主要目标就是中国。而日本在中国和东南亚的急剧扩张对美国影响极大。是美国所不能容忍的。但美国的愿望和日本的理念背道而驰，在日本看来：“南进的海洋乃是日本民族的自然要求，而北进的大陆则是日本军阀官僚铁道工业资本家以及金融资产阶级的特殊的自然要求”（抗战丛书第83种《日本南进与太平洋形势》引用德国评论家豪斯霍费尔在《大日本》中的评论，中山文化教育馆编印，第1页）。因此，日本的扩张引发与美国的激烈摩擦也就在情理之中。自1905年后，美日双手互为敌手，制定针对对方的海军法案和战略部署，双方之后虽然签署了一系列的条约，但每一个条约在签署的同时就走向破裂。至华盛顿会议，双方矛盾已经走向公开激化，美国开始运用经济武器试图钳制日本，对日本经济造成沉重打击，而日本的回答就是在中国大陆上发起一次又一次的侵略高潮。日本财界认为之所以日本遭受沉重打击是因为国内市场和资源极度狭窄，必须将中国东三省便为其稳固的商品市场和原料来源地，并明确提出：“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抗战丛书第83种《日本南进与太平洋形势》，中山文化教育馆编印，第1页），而其国内经济巨头严厉指责政府在对美态度上过于软弱，认为“让步过大，由于没有能够利用在中国大陆的良机，以至于过度依赖美国”（[英]约翰?科斯洛特《太平洋战争》上册，东方出版社出版，第50页）。而逐渐控制日本政局的日本军方更坚持认为：“华盛顿鼓励中国坚决拒绝承认满洲国的政策，最后会逼得日本要么彻底屈服，要么在大陆逐步发动一场全面战争，以彻底解决争端” （[英]约翰?科斯洛特《太平洋战争》上册，东方出版社出版，第56页）。因此，日本军界和经济界形成共识，大规模扩张武装力量，这就极大刺激了军事工业的发展，而军事工业的恶性膨胀反过来又刺激日本军方强烈的追求战争，以实现其占领中国，争霸世界的梦想。9.18事变后，日本不顾美英等国压力，开始逐步向热河、察哈尔和华北扩张，1933年1月3日，山海关沦陷，2月底，由于热河督军汤玉麟不战而逃，日军轻易攻占热河全境，3月底进抵长城各口，国军29军宋哲元部（下辖37冯治安师、38张自忠师等）奋起抵抗，爆发大规模战斗，双方伤亡惨重，而中国军队白刃搏杀，以血肉之躯抵挡敌现代化的飞机、重炮，牺牲惨烈，仍不稍却，挡住了日军进一步南侵的计划。对此，美国极表愤怒，认为其完全破坏了门户开放政策，要求日本承担损害美国利益的最后责任。但日本置若罔闻，在军事上暂时受到国民党军队阻碍时，又策划“华北五省自治”，彻底危及了英美各国在华根本利益。为此，美国远东问题专家佩菲发表《我们必须在亚洲作战吗！》一文，明确指出：美国政策的重心是，不许其他任何一国，自行在远东，尤其在中国，事先占有经济榨取的机会（抗战丛书第83种《日本南进与太平洋形势》，中山文化教育馆编印，第19页）。
1936年2月26日，日本法西斯组织“皇道派”组织官兵约2000人发动“二?二六”兵变，刺杀了内大臣、藏相和教育总监等高官，虽然暴动最后在天皇的严饬下平息，但法西斯势力却进一步登场，“统制派”组成了以广田弘毅为首的新内阁，制定决定日本国策的纲领性文件《国策基准》，明确规定：日本的“根本国策，在于外交和国防相互配合，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1966年版，第344页）。扩大侵华战争成为该内阁政策的当务之急。为此，不仅在军事上作进一步的动员准备，在1936-1937财年，军费高达10.6亿日元，海军开工建造超级战舰，陆军大量追加火炮、坦克、飞机、机动车辆等现代战争装备；而且大造舆论，广田本人连续发表谈话，称日本是“东亚安定力”，土肥原贤二在《中央公论》宣称：“日本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即为把19世纪以后欧洲各国所征服的东亚从欧洲的支配下解放出来” （抗战丛书第83种《日本南进与太平洋形势》，中山文化教育馆编印，第4页）。随即不久，日本即在1936年12月31日宣布废止“九国公约”。对以上行动，日本国内大表赞赏，在制造华北事变时，其公然声称：“华北的富源如果能充分开发的话，即使日本在远东孤立，以世界为对手，也毫不畏惧”（[日]岩波讲座《日本历史》26卷本，第129页），支持军部将侵略行动变本加厉。
然而此时的美国，尽管许多有识之士已经预见到美日必有一战，但行政当局却没有能够有力地采取措施阻止，其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国内传统的孤立主义情绪再次抬头。由于美国参加了一战，却在战后分配利益时被老牌列强排除在外，甚至协约国竟以未能收到战争赔款为由拒绝支付战时拖欠的美国借款。在此情况下，美国上下对于参与和本馆没有直接关系的战争极为反感，甚至在1936年的大战前夜，法西斯诸国都已经磨刀霍霍的时刻，美国某参议员仍然高喊：“让欧洲和其他国家见鬼去吧！”（[英]约翰?科斯洛特《太平洋战争》上册，东方出版社出版，第129页），在广田内阁抛出了《国策基准》时，美国国会竟然通过了参议院杰拉尔德?奈伊提出的《中立法案》。这种鸵鸟政策让日本更进一步认为美国外交软弱可欺。导致了日本终于敢于采取进一步行动。终于，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

二、战争的国内历史背景
抗战前的中国历史大概要从辛亥革命开始说起。
自辛亥革命后，清朝统治被推翻，中国在法律上和观念上一时间失去了一个能够完全对各方有名义控制力的中央集权。尽管之后孙中山以辞去临时大总统为代价换取了国家政权的名义统一，但实际上，中国已经分裂，北洋军阀固然控制了中央政权，但在南方，国民党人切实地控制了多个省份，西北、西南多为地方军阀更替，东北则一方面受日本的军事经济渗透，另一方面，奉系张作霖在艰难中发展，逐渐统一了东北的军政实权，此后接连历经护法战争、护国运动，袁世凯死亡之后的中国始终处于军阀乱战的格局中，统一尽管在有识之士心中是唯一的期待，但却显得异常的遥远。
随着一个新政党的建立，新的变数出现了。１９２２年６月，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明确提出了建立各民主阶级联合战线的主张。７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讨论了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正式确立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方针。１９２２年８月，中共中央召开西湖特别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经过充分讨论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条件下，共产党员可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实现两党的合作。１９２３年６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的决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孙中山接受了中共代表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同意国共合作，欢迎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决定联俄、联共，对国民党进行改组。１９２４年１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重新阐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标志着国共第一次合作正式形成。这次国共合作，国民党借鉴了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特点，组织严密，有强有力的政治核心，深入群众，广泛地动员了工农群众，因而不仅团结了当时南方所有的进步力量，更在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顺利开展了北伐。
然而，好景不长，孙中山的英年早逝让国民党的转变开始加速了，“四•一二”让共产党人付出了血的代价。国民党内部再次裂解为多个新军阀，而不甘束手就擒的共产党人也为了自己的理念开展了武装斗争，在本已经混乱分裂的政局中再填下了一个看似不起眼，实际却有旺盛生命力的伏子。
但“四•一二”对国民党人来说意义非凡，绝不仅仅是清除了共产党人，“纯洁”了国民党人的队伍，避免了苏俄和共产国际影响这一点，更重要的是，通过这起政变，当时中国经济实力最强大的江浙财团认定了蒋氏有能力和魄力统一中国，决定全力支持蒋氏。而且最重要的是，通过对左派力量的血腥清洗，国民党第一次成为了有着比较统一思想的政党，而且通过这场清洗，大批的旧式官僚和军官成为其坚定支持者，在急剧扩大了蒋介石力量的同时，也在蒋介石身边形成了一个重新以旧式军阀思维为精神实质的新的集团，其政权性质军人化的表现日益突出，因此被后人评定为“新军阀”。
新军阀集团的出现，标志着中国革命运动再次出现低潮，但对于中国历史来说，却是一次难得的有可能实现政治统一的机遇。此时民国的构架已经基本完成，并被普遍认同，之后的纷争格局都是局限在这个架构内的。从这个角度上说，蒋的血腥屠杀固然导致了革命事业的倒退，但是仍然有其历史进步意义。
然而，并不是民国建立了就意味着天下太平，其执政党国民党内部仍然是统而不一、四分五裂的大杂烩。各式各样的军阀、官僚、政客、买办根据各自的实力和利益关系，不断分化、组合，形成了五花八门的政治派系和军事集团，为了争夺政权、军队和地盘，明争暗斗，一片乌烟瘴气。当时的主要派系有新桂系占据的广西、奉系占据的东北、陈济棠控制的广东、阎锡山控制的山西、冯玉祥的西北军等，还有汪精卫的改组派、胡汉民以及孙科的太子派、林僧等人的西山会议派等小派别。至于四川、贵州、湖南以及边疆各省就更不要提，实际上处于半自治状态，真正的是“城头变幻大王旗”。但其中，蒋介石凭借其孙中山的继承者和国民党的“正统”身份，对他绝对忠诚的黄埔系和50万嫡系军队，以及浙沪财团的支持，显然处于最有利的地位。为了清除异己，蒋打出了“以党治国”、“还权于中央”、“消灭封建割据”、“维护统一”等一系列旗号，大打宣传攻势。在政治、军事多方面采取了排斥异己，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在政治上，将极力主张取消当时各地存在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分会，将政治权力集中到中央。1928年，蒋介石与胡汉民合作，改组了国民政府，并于1929年3月在国民党三大上正式宣布取消各地的政治分会，一举清除了各方势力的部分政治权力。
在党务上，蒋介石精心制定了整理地方党部和党员重新登记的方案，将自己的亲信委任为党务整理委员和指导委员，下派各地去“指导”和“整理”党务，借机夺权。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召开前，蒋又规定大会代表不经选举而由中央直接指派，这就更激起了各方势力的不满。几大巨头一直拒绝出席三大，导致蒋一怒之下出兵讨伐桂系，扣押李济深，并派打手将南京市党部反蒋分子正在召开的抗议大会的一举捣毁……通过诸多方式，蒋总算达到了独揽党权的目的。但所有人都知道，军阀的命根子是军队，不削除各派军权，则就根本谈不上稳定，为了削弱各地军阀的实力，蒋介石在1929年1月和8月召开了两次全国编遣会议，政府在会议上提出裁减军队的方案，理由是庞大的军队使得原本拮据的政府财政状况更加困难。如不裁减军队则新政府将无法展开国民经济的重建工作——其理由是相当充分的，因为1928年仅南京嫡系部队即需军费3．6亿，而国民政府的年财政收入只有3亿元。此外，虽然地方军阀并不需要中央直接拨款，但他们各自占据了原本可以纳入中央的财政税收。
很明显，将是企图利用整编、混编和统一训练的名义逐步吞并、同化冯、阎、桂系的军队，其要求将全国军队一切权力收归中央，军队的调动、军官的任免调职都要通过中央。这把戏蒙不过明眼人，在编遣会议上，中国的各大军阀尽管表面上同意将全国的军队裁减到80万人，限制军队支出占政府财政收入的41％，并设立统一的指挥机构，但怎样整编却成了争执的焦点。蒋介石的黄埔系军队实际上是中国军队中训练水平最好的，因此蒋理所当然的声称要战斗力差的军队首先复员，自然遭到其他各系一片反对。第一次草草收场，第二次则成为了引发中原大战的导火线。
蒋介石独揽大权的做法，侵犯了国民党内所有其他派系的利益，甚至已经危及到了各派系的生存。因此，阎锡山于9月在北平成立“新政府”并自封为国民党主席，1930年4月，冯、阎更联合通电反蒋，并联合桂系、张发奎、石友三等部，反蒋联军70万进逼中原。50万蒋军针锋相对，由于其装备优良、训练有素，指挥高度统一，加之蒋的银弹攻势，很快便取得了优势，随即张学良30万东北军入关支持蒋，蒋张联手已经构成压倒优势。“北京政府”首脑阎锡山于10月15日宣布下野，12月潜赴大连、托庇于日本而宣告结束。直接结果是军民死伤近30万人，豫鲁两省赤地千里、饿殍遍野。
综合看来，蒋在这一期间的政策虽然历来为人诟病，但事实上，蒋的做法是极大的进步举措。无论怎样说，其客观事实是加速了民国政治权力的统一，加强了中央集权。而且可能其中一个插曲非常耐人寻味：“中原大战”表面上看似由于南京政府提议裁军所诱发，但直接原因是阎锡山在5月3日擅自扣留了天津海关的收入。此前南京国民政府还在与北方来往通电、相互争辩，海关税收被扣留之后，蒋介石已感到谈判无望，才于5月8日指挥部队北上。当战事爆发后，时任南京政府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又于5月27日，在河南的总司令部发表了一番关于财政问题的讲话：他强调军费不易维持使得政府财政已竭尽山穷水尽的地步——讲话背后的玄机并非宋子文的抱怨，南京政府真正目的是在提醒西方国家不要阻挠南京统一中国的愿望；如果中国再次四分五裂，军阀各自横征暴敛对外商也没有好处。此言一出，果然引起西方世界的关注，两天之后《纽约时报》就登载了一篇支持宋子文的社论。其中滋味，不妨自行捉摸。
“中原大战”胜利后，蒋介石命令张学良就任国民政府陆海空三军副司令，并对原先的“北方联盟军”进行改编；政治上多变的冯玉祥从此再无实力问鼎中原，阎锡山也不得不退居山西，占山为王。桂系代表人物也被迫宣布出洋考察，蒋介石占据了绝对优势。
“中原大战”之后，内战并未停止，蒋介石随即就发动了对红军的第一次围剿。这么快发动围剿是有几方面考虑的：首要目的并非是消灭当时市里还非常弱小的红军，而是尽快清除异己势力、完成“统一”，而对付“战力不强”的红军用杂牌部队围剿足以应付，同时也是在逐步削弱各派军阀的实力。其次：红军的驻扎地点均在地方军阀所在的几省交界的边远地区，距离国民政府中心城市颇远，在这些地区发动围剿，实际上更多是国民政府控制力向偏远地区的渗透——长征期间，中央军就充分利用这一契机，追击红军不假，但更主要的目的却是沿途渗透控制。典型的如在四川，为了“军事需要”，国民政府开始大规模修建公路、发行法币，直接将四川纳入国民政府的经济轨道。因此，“围剿”红军的同时，湖南、云南、四川、贵州各地的军阀割据势力也同时被削弱，而南京国民政府的威望也随之大大增强。
然而，即使是中国共产党在其最艰难的时期中，也依然体现了顽强的政治生命。如果说蒋介石在一系列内战中建立了现代国家的框架，那么共产党领导的农村土地改革，则是奠定了中国全面改革的下层基础，毛在三湾进行改编，将“支部建在连上”有效的确认了政党对于武装力量的控制，极大的加强了军队的组织能力和战斗能力。国民政府对红军的围剿，不仅暴露出了其无法解决农村问题的弱点，而且由于其军阀思想的固化，不想也不能对军队采取强有力的控制，始终做不到党指挥枪，而是枪指挥党，这无疑为解放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最终失败埋下了两大伏笔。


今天先上传第一部分，其他部分将在日后陆续上传